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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广州在国内大城市中发展地位的历史考察

发布时间: 2011-11-04 15:49:32   作者:卢玉华   来源: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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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解放前,广州一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同时也是华南地区的主要物资集散地,与海外市场...

      解放前,广州一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同时也是华南地区的主要物资集散地,与海外市场联系紧密,是一个商业氛围比较浓厚的城市,但工业企业设备残旧,技术落后,且规模较小。1949年,全市工业企业共3000多家,职工6万多人,平均每个企业只有20人左右,其中100人以上的工厂只有74个。(1)但在经济总量方面,广州无论从量上还是质上,在全国而言还是有一定地位的。在解放前国内重工业基础异常薄弱的情况下,全国几个主要的大城市中,广州的轻工业仅次于上海和天津。(2)
      (一)
         新中国成立后,广州的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和快速的发展。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后,广州的职工人数为25.83万人,社会总产值9.63亿元,工农业总产值6.86亿元,国内生产总值5.17亿元,国民收入4.79亿元(均为当年价,下同)。由于多年战争的破坏和地处对台作战的前沿,脱胎于旧中国的广州经济由于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都依赖于国外市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显得异常艰难。与全国其它大城市相比,不仅与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存在较大差距,与重庆、武汉、沈阳、哈尔滨等城市相比,在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等经济数据方面,均被拉开了一定距离。如工农业总产值,天津为22.4亿元,重庆为11.3亿元,沈阳为15.97亿元,哈尔滨为8.01亿元。(3)
        1953年,广州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年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根据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次党代会确定的发展方向,广州争取由商业城市向工业城市转变,成为华南地区工业建设基地。1954年中共广州市委确定:在相当的时期内,逐步使广州由消费城市基本上改变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城市。在经过1955年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和“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广州迅速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并通过进行较大规模的工业经济建设,初步确立了广州工业的基础地位。
        至1956年底,广州“一五”计划确定的主要任务基本完成。这个时期,广州市的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邮电、商业、对外贸易、财政、金融等各项经济事业迅速发展。据1957年统计,1956年底广州市国内生产总值达11.18亿元,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分别为1.5亿元、5.11亿元、4.57亿元;国民收入10.16亿元;社会总产值22.65亿元,财政收入4.0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一五”时期,全广州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4.49%,国民收入年均递增14.44%,社会总产值年均递增17.69%,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7.95%,财政收入年均递增14.30%,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4.46%, (4)这是广州解放以来国民经济发展比较健康、增长速度比较快的一个时期。
        “一五”期间,广州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与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其它四个城市相比,一直处于前列。1953年和1954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增速分别达到14.4%和13.1%,列五大城市第一位,1955年为11%,位列五大城市第3;1956年增长率为12.8%,位列五大城市第四;1957年增长率为11.1%,位列五大城市第二。到1957年,广州工业总产值由1952年的4.96亿元上升至13.86亿元,增长了1.79倍,高于全国的增长水平。同期广州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1.42%提高到1.97%。(5)
        由于“一五”计划的实施,广州的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在上海、北京、天津、重庆、武汉、沈阳、哈尔滨、西安、南京、广州等全国十大城市中,广州市的社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分别由1952年排在第五、第六位发展到1957年的第四、第五位。但由于国家建设侧重点的差异和自身基础的薄弱,广州的综合经济实力已被上海、北京、天津三大城市远远甩在后面,而沈阳、武汉、哈尔滨、重庆等城市则迅速赶上并超过广州。以数据较为齐全的工农业总产值为例,1957年,广州工农业总产值为15.66亿元,尚不及上海(122.65亿元)的零头,与天津(43.67亿元)相距甚远,与武汉(16.52亿元)、重庆(21.36亿元)、沈阳(32.51亿元)(6)等城市也有明显差距,在全国十大城市中仅比哈尔滨、西安、南京稍强。实际上,在这个时期,广州经济在全国各大城市中的地位已有所下滑,东北、华中等新兴经济区的发展后劲逐渐增强,广州的经济发展面临兄弟城市的严峻挑战。当然,从纵向来看,广州经济的快速发展依然是无庸置疑的。
        在广州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之后,广州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然而,由于广州是沿海城市,地处国防前线,不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地区,苏联支援中国建设的156个重点项目没有一个在广州。而武汉、沈阳等原与广州处于同一水平线的城市,因为国家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的重点扶持,逐渐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因而使广州市的经济地位,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仅次于沪、京、津,到“一五”计划以后,逐渐落后于武汉、沈阳等城市,并且与沪、京、津的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随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初步确立,党领导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探索。十年间,广州经历了艰难探索与曲折发展的历程,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然而,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同时受“左”的错误影响,“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派斗争和反地方主义一系列政治运动过后,在经济建设方面也出现了不少令人遗撼的失误,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效果,并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局面。1960年以后,通过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左”的错误进行纠正,从而使国民经济逐步走出困难局面。
        由于正确贯彻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7),到1965年,广州初步扭转了1961年以来广州连年在全国十大城市中综合经济实力下降的不利局面。广州市国内生产总值由1962年第六位到1965年跃升至第五位,排在上海 、北京、天津、沈阳之后;工农业总产值由第六位下降到第七位,排在上海、天津、北京、沈阳、重庆、武汉之后;社会总产值也排在上海、北京、天津、沈阳、武汉之后列第六位。整体经济实力与上海、北京、天津仍有较大差距,在一些主要经济数据方面也落后于武汉、沈阳、哈尔滨等城市。
  六十年代初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日益严峻,备战镇反、加强国防建设成为一段时期以来的工作重心。为了保证在战争一旦爆发或遭遇敌人突然袭击的情况下,尽量避免较大损失,并有能力迅速组织起防御力量。1964年,中央提出了三线建设的计划,将沿海地区划为一线,中部地区划为二线,后方地区划为三线,要求将一线的重要工厂迁往三线,并在三线地区建设工业、国防项目,同时有组织、有计划地疏散部分一线大城市的人口。广东省作为沿海对敌作战前沿,属一线地区,不仅未获得国家层面的重点建设项目的支持,而且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也开始各三线地区迁移。因此,广州经济的发展与国内兄弟城市相比,发展步伐相对迟缓。
        “文革”十年的内乱,给经济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广州和全国其它城市一样,经济发展受到很大阻碍,工农业生产出现停滞甚至倒退,损失巨大。广州人民在中央领导下,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生产,采取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来发展国民经济,尤其是1975年实行全面整顿后,国民经济开始出现转机。到“四五”计划末期的1975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实现36.64亿元,社会总产值88.80亿元,国民收入33.80亿元,工农业总产值77.35亿元,财政收入达13亿元, (8)各项数据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排在国内各大城市第四位。
     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广州不是全国工业建设的重点城市,冶金、机械、化工、纺织等行业都缺乏大型骨干企业,技术装备不如北京、上海、天津,也不及沈阳、武汉、哈尔滨等城市。因此,必须正视自己的先天差距,除了继续保持广州自身的优势外,根据自身特点,做好广东省和华南地区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广州的社会总产值为128.19亿元,落后于武汉,位列全国第五位,工农业总产值为98.72亿元,不到天津的一半,也落后于重庆、武汉、甚至沈阳,位列十大城市第七位,国内生产总值57.55亿元, (9)同样不到天津的一半,落后于重庆,略高于武汉、沈阳,位列十大城市第五位。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针,此后在农村、城市展开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1979年,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1984年,广州被列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给予更多的经济自主权。自此,广州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和试验地,获得了国家层面的政策和资金扶持,经济发展逐渐驶上了快车道,开启了建国以来速度最快、势头最好、成就最大的发展新阶段。广州充分利用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发挥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积极引进资金、技术、设备、先进的管理经验和人才,外向型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为广州经济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此后,在与国内各大城市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比拼中,广州的成绩单也越来越令人瞩目。这些成绩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广州开风气之先,在全国各大城市中较早地积极利用外资,大力发展对外贸易。1984年12月,国务院批复广东省政府《关于做好广州市对外开放的报告》,要求广州市充分利用有利条件,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1985年,国务院批准广州市在国家计划单列户头,并享受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广州的投资环境得到较大改善,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对生产性的投资项目也日益增多。
        1985年,广州的工农业总产值为193.83亿元,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排在全国大城市第四位,当年天津市的工农业总产值为298.4亿元,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同时,广州经过短短五年的发展,一举超过了武汉(167.53亿元)、重庆(164.64亿元)和沈阳(161.96亿元)这三个建国以来经济总量一直略高于广州的城市。而这一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等多项数据,广州则大幅超过了重庆、武汉、沈阳等城市,如国内生产总值广州为124.36亿元,重庆则为105.54亿元,武汉为88.94亿元。尽管尚未拉开差距,但广州在十大城市中经济总量排名第四位的成绩已得到巩固。在实际利用外资方面,1985年,广州达到了近1.55亿美元,超过了上海、北京,位列十大城市之首,外贸出口总额也达4.13亿美元, (10)仅次于上海,位列十大城市第二。在这一时期,广州开始大量利用外资,外向型经济初现成果,经济体制改革已取得初步成效,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1986年,广州开始执行“七五”计划,重点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把加速为第三产业发展放在突出的位置,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进一步理顺经济关系,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到1990年,广州“七五”计划完成,国民经济各项指标完成情况良好,广州社会总产值为664.07亿元,排在上海、北京、天津之后。工农业总产值为474.69亿元,逐渐接近天津市的(769.35亿元)的水平,与沈阳(392.10亿元)、武汉(360.06亿元)、重庆(326.51亿元)等城市逐渐拉开了差距。当年,广州的国内生产总值达319.60亿元,超过了天津的300.31亿元,仅次于上海和北京,这是广州在主要经济数据方面首次超过天津。而在国民收入方面,广州不仅落后于上海和北京,也以微弱差距落后于天津和重庆。在外贸出口总额方面,广州达到了14.43亿美元,排在上海和天津之后,列十大城市第三位,实际利用外资2.73亿美元, (11)排在上海、北京和天津之后,列十大城市第四位。显然,这一时期广州的后发优势逐渐显现,外向型经济成为广州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的助推剂,广州已经具备了争夺国内第三大城市的经济实力。
        20世纪90年代初,在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精神的指引下,改革开放进入了新时期,进一步推动了广州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1992~1994年,广州市连续3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幅超过20%。1995年,“八五”计划的完成。“八五”期间,广州市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以年均20.18%、17.48%的速度快速增长。广州的综合经济实力在十大城市中的排名继续提升,稳居第三位,确立了广州的国内第三大经济总量城市地位。
        此后,广州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至1995年,广州共有“三资”企业7825家,驻穗外资金融机构48家,驻境外企业已发展到130多家,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外贸出口市场不断拓展,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八五”计划五年来,全市外贸系统出口总额191.25亿美元,年均递增34.06%,境外投资成为全市经济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五年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69.23亿美元,占全市经济建设资金的三分之一以上。(12)
        1995年,广州国内生产总值达1243.07亿元,超过了天津的920.11亿元,这是建国后在这一数据上广州首次超过天津,位列全国十大城市第三位。同时与重庆(742.57亿元)、沈阳(682.65亿元)、武汉(606.91亿元)等城市相比,优势在逐渐扩大。这一年,广州的工业总产值为1722.49亿元,外贸出口总额为62.47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2.53亿美元,这三项数据都排在上海之后,位列十大城市次席。同时,在一直不占优势的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方面,广州也以97.08亿元首次超过天津等城市, (13)位列上海、北京之后,排在十大城市的第三位。
        在这个阶段,广州通过快速的发展,各项主要经济数据已经在全国十大城市中确立了第三大城市的地位,不仅全面超过了天津,也逐渐在经济总量、工、农业生产总值、固定资金投资、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和国民收入等方面将武汉、沈阳、重庆等城市远远甩在了身后。此后,广州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发展态势,国内第三大城市的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
        近年来,随着环渤海经济圈、天津滨海新区和中西部开发的深入,天津、重庆、武汉、苏州等城市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发展后劲非常强劲,国家在资金、政策、项目等诸多方面也给予重点扶持,广州面临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严峻形势。加快经济发展和调整产业结构成为新时期各大城市比拼的主题,广州必须抓住这一良好机遇,巩固国内第三大城市的经济地位,加快经济的转型升级,在调结构、促发展方面走出一条有广州特色的新路,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幸福广州奠定坚实的基础。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本文依据的是各城市公布的统计数据所做出的具体评价,由于城市辖区的变化、统计数据的失真、统计方法的差异等因素客观存在,因此,本文所做出的相应评价的时间节点可能并不精确,存在一定误差也在所难免。本文只是希望通过相对客观的统计数据上的对比,试图还原广州在建国后的发展历程及其在全国各大城市中的相应坐标,勾勒出全国视野下广州在一段历史时期以来所处的位置和运行轨迹,进而对广州在建设全国第三大城市的发展历程作一个整体回顾,并展望广州在将来中国城市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和方向。
(作者单位: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1) 汤国良:《广州工业四十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页。
(2) 汤国良:《广州工业四十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页。
(3) 转引自吴智文、丘传英:《广州现代经济史》,广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38页。
(4) 广州年鉴编纂委员会:《广州年鉴》(1990)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4~59页。
(5) 广州市统计局:《广州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第15页。
(6) 转引自吴智文、丘传英:《广州现代经济史》,广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39页。
(7) 即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8) 转引自吴智文、丘传英:《广州现代经济史》,广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43页。
(9) 转引自吴智文、丘传英:《广州现代经济史》,广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44页。
(10) 广州年鉴编纂委员会:《广州年鉴》(198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23~596页。
(11) 广州年鉴编纂委员会:《广州年鉴》(1991),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16页。
(12) 广州市统计局:《广州五十年》,第610页。
(13)广州年鉴编撰委员会:《广州年鉴》(1996),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