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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广州革命群众运动的新发展

发布时间: 2011-10-24 14:51:52   作者: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来源: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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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共合作形成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广州得到贯彻,给广州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创造了有利...

    国共合作形成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广州得到贯彻,给广州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廖仲恺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冯菊坡担任了工人部秘书,刘尔崧、施卜等担任干事。廖仲恺对共产党员十分信任,全力支持他们开展工人运动。中共广东区委和广州地委也通过国民党的公开组织来实施党的方针政策。当时,广州工人大多数是属于手工行业,具有生产、生活都比较分散的特点。一部分工人为官僚政客、资本家、无政府主义者所操纵、控制。因此,广州的大多数工会不是按产业原则组织起来的现代工会,而是一些行会性质的旧工会。如陈森、黎端把持的广东总工会,黄焕庭、马超俊、李德轩为首的广东机器工会;谢英伯控制的互助社。中共广东区委工委根据中共“三大”关于“广东方面劳动运动,须注意新式产业之工人,至进步的手工业工人组织同时兼须整顿促进其阶级觉悟”的指示,决定改变广州工会组织成分复杂、派别繁多、行动涣散的局面,巩固和发展已有的革命工会,改造旧式工会,促进广州工人运动的统一和发展。

    1923年冬,杨殷到广东兵工厂组织工人“十人团”和“兵工厂工人俱乐部”,在工人中开展宣传教育工作。1924年春,中共广州地委派杨殷、潘兆銮到粤汉、广九、广三铁路开展活动。杨殷等组织工人改组了原为广东机器工会控制的广三铁路车务工会,成立了广三铁路临时工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中共广州地委在广州的各主要产业中吸收了一批工人党员。如粤汉铁路工人陆枝、谭炳桂;广三铁路工人陆芬、黄豪;广九铁路工人周祯、伍昌;海员鲍武;洋务工人原顺鸿;印务工人黄天伟、马超凡等等。通过这些工人党员在各工会中的发挥作用,把这些产业工会争取过来。与此同时,冯菊坡、杨殷等与无政府主义派的酒楼、茶室、理发、汽车等工会的负责人交换意见,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这些工会从广东总工会内分化出来,同意与共产党合作。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广州地委决定通过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出面,召集广州工人代表会议.成立广州工人代表会。1924年3月5日,廖仲恺在太平戏院召集广州各工会代表1000多人开会,廖仲恺和谭平山讲了话,号召工人们加强团结,统一组织,参加国民革命。与会者均表示愿意加入广州统一的工会组织。同年5月1日,广州70多个工会在广东教育会礼堂召开了广州工人代表会,廖仲恺致开幕词。大会通过了20个决议案,决定成立广州工人代表会;提出整顿各工会内部组织,按产业原则联合和组织工会,工人实行职业保障,政府要设立劳工科管理工人事务等决议。大会还选出17个工会的代表组成广州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其中有9人是共产党员。执行委员会再选出刘尔崧、鲍武、黄天伟、周祯{以上均共产党员)、麦锦泉(无政府主义者)为常务委员,主持会务。执行委员会采取合议制,实际工作由刘尔崧负责。大会还聘杨殷为广州工人代表会顾问,共产党员孙律西为秘书。广州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办公地址设在越秀南路惠州会馆二楼。

    广州工人代表会领导广州大部分的工会。它的成立,基本上实现了广州工人运动的统一,标志着广州工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职业组织走向产业组织,从分散和各立门户走向统一联合的开始。从此,广州工人代表会领导广州工人开展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924年6月19日,沙面发生了越南革命志士范鸿泰暗杀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麦尔林事件。沙面英法租界当局以此为借口,颁布了“新警律”,规定中国人进出沙面,要携带执照,中国人不得在沙面居住等。沙面洋务工人对此十分愤慨,认为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侮辱。中共广州地委派刘尔崧、施卜、穆青、周文雍到沙面发动工人罢工。7月15日,沙面3000多洋务工人宣布罢工。16日,租界的中国巡捕也参加罢工。工人们离开沙面,并向沙面英法租界当局提出取消“新警律”,复工后不得歧视报复,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等4项条件。沙面英法租界当局不仅不接受工人条件,还宣布沙面戒严,调军舰到广州,实行武力威胁。7月20日,广州工人代表会发出《反对英国限制华人进入沙面的新警律代电》。中共广州地委和广州工人代表会还号召各界人民组织沙面罢工后援会,从物质和精神上支持罢工工人。7月24日,广州各洋行货仓的运输工人举行罢工,声援沙面洋务工人。沙面的商务很快就陷于瘫痪。沙面英法租界当局被迫与罢工工人谈判,施卜、作为代表之一参加了谈判。最后,沙面英法租界当局答应取消“新警律”,并同意不得开除罢工工人等。沙面工人于 8月19日复工。沙面洋务工人罢工坚持了一个多月,基本上达到了目的。它大大鼓舞了广东人民反帝斗争的决心和信心,是“二·七”惨案以来,全国工人运动复苏的起点。罢工结束后,一批工人骨干建立了革命工人组织——沙面青年工社。

    1924年9月初,广州、香港的工会为支援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罢工,成立了罢工后援会,号召工人、市民抵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产的香烟。杨殷领导了这一斗争。9月8日,广州印务工人为增加工资亦举行罢工。广州工人代表会表示积极支持。9月25日,广州兵工厂揭发了国民党广州党部工人部长、兵工厂厂长马超俊禁止组织工会,拖欠工人工资,开除、殴打工人等劣行。共产党员彭粤生带领工人到中央党部工人部请愿。孙中山下令将马超俊撤职。同年11月,广州盐船工人为要求改善待遇而举行罢工,但遭到公安局的镇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坚决支持这一罢工。林伟民在广州协助盐船工人开展斗争。最后,资方被迫同意工人的要求。广州盐船工会加入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定名为广州第一分部。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离粤北上。中共发表了《中共中央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同年12月,中共广东区委组织各界群众团体成立“广东国民会议促成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广东新学生社、市郊农民协会、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等30多个团体发表宣言赞成召集国民会议。12月20日,广东国民会议促进会在第一公园成立,并举行了示威游行。同月26日,广东国民会议促进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了该会章程。选出省教育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市郊农民协会。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等11个团体为执行委员,选出黄埔军校等6个团体为候补执行委员。会议还决定发表宣言,提出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反对军阀混战、由国民会议产生国民政府、民选省长县长市长和乡村自治机关等5项要求。以后,广东国民会议促进会又派代表到上海、天津、江西、福建、云南等处宣传鼓动,多次在广州发动各界示威游行。广东国民会议运动与各省的国民会议运动汇成了全国规模的国民会议运动。

    1925年3月,粤汉铁路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发工作服而举行罢工,取得胜利,并成立了粤汉铁路总工会。陆枝当选为主席,潘兆銮为秘书。4月中旬,广九铁路机车工人因不满该路总管调整机车工人的工作和降低部分工人的工资而罢工。4月17日,粤汉铁路机务、工程、车务工人要求路局起用被开除的员工和改善工人待遇,全体举行罢工。路局被迫接受工人条件。

    1925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了由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汉冶萍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四大团体的名义发起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前夕,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给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指出:“只要你们团结起来不断奋斗,不但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终于属于你们,全世界工农专政的胜利也必须属于你们。”①刘少奇、陈延年、邓中夏、林伟民、苏兆征等组织领导这次大会。大会共到代表277人,代表165个工会团体和54万有组织的工人。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和大会宣言、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组织问题、工农联合等20多个决议案。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大会选举由25人组成的全总执行委员会。执委会推选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刘文松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李森为组织部长,孙云鹏为经济部长。全总先后在广州文明路中共广东区委内、大德路某号、越秀南路惠州会馆办公,先后在惠州、上海、广州设办事处。从此,中华全国总工会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

二、  农民运动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后,国共两党都重视开展农民运动。林伯渠、彭素民、廖仲恺等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同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15次会议,决定成立农民运动委员会,谭平山、廖仲恺等任委员。会议还决议在广东各地组织农民协会,选定交通方便,在政治上、军事上有重要意义及农民运动有一定基础的广宁、顺德、鹤山、东莞、佛山、中山、花县和广州市郊为重点,派出农民运动特派员21人赴各地指导工作。同年6月,青年团广东区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广东农民运动决议案,指出:“吾人已与国民党诚恳合作;故对广东各县之农民运动应打起国民党旗帜为对外活动”,“我们对于农民应牺牲一切享乐,不顾自身利益,誓死替其努力,凡关于农民应争之权利,我们惟有打头阵作冲锋。”②1924年7月至 1926年9月,彭湃、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在广州先后主持了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近800名农运干部。广州市郊、花县、番禺、顺德等地有70多人参加学习,其中番禺的郑千里、南海的吴勤、清远的赖彦芳、赖松柏、花县的卢耀国毕业后被派为农运特派员,返回原籍开展工作。

    1924年春,广州市郊、花县、番禺等地农民运动兴起,彭湃、阮啸仙深入到乡村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5月,共产党员陈道周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在花县筹办农民协会。在两个月内,就有200多户农民加入农会。7月,花县九湖、宝珠岗、元田、广岭、仙阁等10多个乡成立农会,继而组织一、二、三区农会。阮啸仙称此为“北江农民协会组织之起点”。10月19日,花县农民协会在阮啸仙的主持下成立。黄学增、王福三为正、副委员长。县农会有6000多名农民参加,作出了“实行二五减租,取消送租苛例,取消不合理负担”等决议,并成立了农民自卫军。

    1924年7月,广州市郊芳村、花地、涌口、招村、联合围的农民在彭湃、阮啸仙、罗绮园的发动下,成立了市郊第一区农会。林宝宸担任执行委员长。会员有100多人。以后,市郊第一区建立农会的乡有龙尾导、新填地、亨滘、南村、茶滘、芳村、花地、涌口、招村、裕安围、汾水等。1924年7月28日,谭平山在国民党农民党员联欢会上提出组织广州市郊农民协会。7月 31日,市郊农民协会筹委会成立,选出杨林康、韩炎、池上平、蔡顺等为委员。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组织部、宣传部各派一人为委员。此后,广州市郊农民协会成立,委员长是吴其伟。同年8月,第一届农讲所学员到黄埔长洲岛宣传农民运动,即时成立了长洲农会。不久,深井、东圃、鱼珠、黄埔等处也成立了农会。同年秋,市郊第二区农民协会宣布成立。潘文治为委员长,领导珠村、长洲、王树、仑头、北山、深井、东圃、五村、沥滘、新洲、沐陂、车陂等乡农会。

    为了保卫农会和农民的利益,彭湃于1924年底,在下芳村谢家祠主持开办了广州市郊农民自卫军模范队训练班。训练时间为3个月。崔师、赵自选任教官。1925年7月,市郊第一区农会从该区24乡抽调18岁至22岁青年农民近百人组织了农民自卫军大队,由姚常(后叛变)担任大队长,下设二个中队。廖仲恺、赵自选、阮啸仙参加了农民自卫军的成立大会。

    1924年10月,广州市进行市长选举,规定工会、商会、教育会等团体均有选举权。唯独农会没有。市郊农民对此十分不满,一致要求力争参加市长选举。林宝宸发动了“广州市郊农民协会力争市长选举权”的请愿和示威游行。数百名农民代表举着农会旗帜、标语,到广东省政府请愿。附近各县农民协会相继驰专电声援。周恩来发表了《工农阶级与广州市选》一文,指出:“政府无视重租繁税出之于农民的事实,竟然剥夺农民选举权,这是重违党义破坏民治的行动”。最后,广东革命政府同意农民同样享有市长选举权。市郊第一区农会还开展了反对团局加抽禾更费的斗争。市郊地主民团强迫农民交纳局费、联团费、护沙费、牛头捐、祠堂捐等,弄得农民苦不堪言。林宝宸发动农民反对市郊崇文两堡联团总局征收苛捐杂税,到省政府请愿,要求撤消该团局加抽的禾更费,引起了地主的嫉恨。同年12月13日,崇文两堡联团总局长彭础立派人杀害了林宝宸。市郊第一区农民协会要求严惩凶手,到国民政府和省政府门前请愿。最后,广州市公安局依法扣留了彭础立。省政府答应了市郊农民提出的取消禾更费等苛捐杂税的要求。

    1924年八九月间,花县的土豪劣绅成立了花县田主维持会和花县民团局,疯狂反对农会提出的二五减租,诬蔑农会是非法组织,声称要捣毁各乡农会。同年11月,花县民团局总局长江侠庵等带领民团土匪约500人进攻县农会所在地九湖乡。农民在王福三带领下被迫撤退。1925年1月18日,九湖乡恶霸王障东等人杀害了王福三。2月中旬,李溪地主张九又率众进攻县农。广大农会会员无不义愤填膺,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等控告地主劣绅的罪行。彭湃等到花县调查情况。廖仲恺责令花县县长李思辕严办田主维持会和民团总局负责人,拨款安葬王福三。地主豪绅被迫发给王福三家属抚恤金3000元,赔偿农会——切损失。这次斗争,锻炼了花县农会骨干,鼓舞了农民的斗争热情,影响着附近各县农运的发展。

    在党的领导下,广州市郊及附近各县的农民纷纷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反抗地主豪绅的剥削,成立了自己的武装,表明了农民已从觉醒时期进入奋斗时期。到1925年5月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市郊已成立区农会2个,乡农会16个,会员人数达1000多人。以后,市郊第3区、第4区、第5区也成立农会。第3区成立乡农会的有上步、北丫等乡,第4区成立乡农会的有聚龙、石井、沙溪、鹅掌坦、泮塘等乡。第5区成立乡农会的有同安、永泰、京溪、黄华等乡。

    1925年5月1日,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同时召开。出席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代表 117人,认真总结了一年多来全省农民运动的经验教训,通过了《经济问题决议案》、《农民自卫与民团问题决议案》、《农民协会今后问题决议案》等七个决议案,制定了今后一个阶段中的农运方针政策。大会还决定成立广东省农民协会,选举了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彭湃、阮啸仙、罗绮园为常务委员。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农民协会。它的成立标志着全省农民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从此,广东各地农会和农民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从分散的、一乡一区的斗争逐渐发展为全省统一领导、统一行动、统一意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三、学生运动

    广州的教育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帝国主义对广州进行文化侵略,所办教会学校计有岭南、圣心、圣三一、培正、培英等25所。教会学校强迫学生读圣经、守礼拜,不准参与各种政治活动,禁铜着青年学生的思想。很多学校被守旧人物所把持,向学生灌输所谓伦理道德。一些学生根本不问政治,将读书作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团广东区委在分析当时广东学生状况时指出:“饭桶教育与奴才教育底下的学生状态,实为今广东学生最显露之事实。有此经济政治所形成的两种形态,势所必然产生今日广东学生之混沌现象。”③因此,团结和教育广大学生,唤起他们的思想觉悟,是青年团广东区委和广州地委刻不容缓的任务。阮啸仙等认为:“在已成半殖民地的经济政治状况之下,不好拿S.Y.名义做公开运动,且势已不能。”④于是,通过进步学生组织去引导学生参加国民革命,可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1923年6月17日,团广东区委建立了进步学生组织广东新学生社,并决定团广州地委学生部全体同志加入新学生社。新学生社社员初有110多人,分布于甲工、高师、省一中、省女子师范等10间学校。至年底,社员遍布广州各中学和大学。同年11月11日,团广州地委为了加强对学运的领导,成立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张元恺,委员有龙启炎、蒋世明、赖玉润等。同年 12月23日,团广东区委和团广州地委对广东新学生社进行了改组,选举阮啸仙、张善铭、赖玉润、杨石魂、卢季循、沈学修、郑尘7人为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刘尔崧、周其鉴分别担任该社国民运动委员会、编辑委员会主任。以上均是广东党、团的重要负责干部。在他们的领导下,新学生社团结广大学生群众,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拥护国民党一大召开等活动,成为广东进步学运的核心。

    当时的广州学生联合会是广州大专院校与中等学校各学生会的联合组织。它的前身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广州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曾领导过几次爱国学生运动。但是,该会组织不健全,理事会和评议会两会分立。有些理事标榜“不问政治,只管外交”,与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极不适应。阮啸仙指出:“广州学生联合会精神涣散,无组织,无训练,不能担任各种青年工作。”⑤于是,团广州地委决定以新学生社社员为骨干,改组广州学生联合会。1924年3月30日,广州学生联合会召开各校代表大会,决定将该会组织由评议制改为执行委员会制,选举伦湛恩为执委会主席,新学生社社员蒋世明为副主席。新学生社的杨石魂、周文雍、陈志文、祁协恭、郭寿华等担任了执行委员和各部主任。学联会日常工作大多由新学生社社员负责。这样,实现了团广东区一大提出的“努力改组学生联合会”的决议,为团组织领导学运争取到一个重要阵地,开创了学运的新局面。

    1924年4月18日,圣三一学校的学生筹备成立学生会,遭到学校当局禁止和迫害。学生愤而宣布罢课。5月7日,圣心中学的学生在张元恺带领下召开纪念国耻演讲会。校方竟无理开除教师和学生。该学校学生决定集体退学,并提出“全国青年联合起来,实行收回教育,反抗文化侵略,打倒外国帝国主义:’的宣言。这些教会学校的学生活动,得到广州学联会、新学生社及社会舆论的支持。广州党、团组织认为这是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大好时机。指出:“直借此事攻击教会学校,做收回教育权运动。”6月18日,广州学联会发起组织“广州学生会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发出宣言,号召市学生、工人、农民、商人联合起来“一致力争收回一切外人在华所办学校之教育权”。新学生社安排圣心中学离校的300名学生成立了远东书院,由张元恺任院长,致使圣心中学停办。其余罢课学生也分别转读高师、执信等校。广州学生的反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很快波及到全国。徐州、南京、福州、上海等地教会学校学生相继发动反教会奴化教育风潮。同年12月23日,在团广州地委指导下,新学生社联合各界团体成立“广东反对基督教大同盟”,出版《反基督教特号),举办反基督教演讲会。青年学生和工人通过演讲、游行、散发传单,抨击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罪行。广东反对基督教大同盟还派代表到政府请愿,要求设立教会学校注册所。1925年1月,团广州地委通过<广州学生运动的提案》,要求各校学生会“须极力主张收回教育权及非基督教运动;运动教会学生内中起来反抗基督教,……引导普通学生做反帝国主义的运动”。⑥同时,团地委还决定设立反基督教委员会,将这场斗争深入开展下去。

    1924年10月25日,根据团中央的指示,团广州地委撤消,由团广东区委兼广州地委。11月5至12日,团广东区委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选举团广东区委兼广州地委委员7人,即刘尔崧、杨石魂、沈厚堃、黄居仁、周文雍、赖玉润、郭寿华。鉴于广东新学生社已从广州一隅发展到广东各市、县和广西、福建两省。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团广东区委指导该社于11月23日召开改组会议,将“广东新学生社”改名为“新学生社”。在广州成立总社,各地设分社。到1926年春,社员人数发展到2500人,其中广州900人。1926年4月,团广东区委根据形势的变化,为统一广东的学生活动,争取团结更多的学生加入革命统一战线,决定该社逐渐停止活动。

    1925年1月,青年团广东区委学生部提出的《广州学生运动提案》指出:“我们的学生运动,是要使学生成为无产阶级化的进步青年,引导学生到社会群众中去活动,实际去领导群众。我们应引导学生同志都能参加平民教育运动、青工教育运动、农村教育及文化运动,去实际做团体工作。”⑦同年2月15日,刘尔崧主持召开团广东区委临时大会,根据团中央的决定取消团广东区委,组成了团广州地方执行委员会。由刘尔崧、黄居仁、杨石魂、沈厚望、赖玉润担任执行委员。16日,团广州地委召开第一次委员会议,决定由刘尔崧任书记。在新的团广州地委的领导下,开展了平民教育运动。陈永年、陈志文等人到国民党中央平民教育委员会实施部任职。团广州地委在1925年2月举行了几次宣传活动,向市民宣传平教工作的作用和意义。周文雍、陈铁军、李耀先、蒋世明等一大批党团员和新学生社社员到平民学校任教。1925年4月7日,广州开办了第一期平民学校,设立教场39所。参加学习的青年工人、学徒、店员、家庭妇女1万多人。团广东区委宣传委员会编辑了一批平教课本,里面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取消不平等条约、三大政策、十月革命等内容。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后,平教实施部为解决工人子弟的读书问题,增设了3间工人教场,并协助中华全国总工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创办了11间工人补习学校、5间工人宣传学校、9间工人子弟学校和l间劳动妇女学校。1927年“四·一五”政变后,平教运动才渐渐停顿下来。大革命时期的广州平民教育运动开展了两年多,在广东党团组织的领导下,一大批优秀革命青年起了中坚作用,其意义已远远超出文化教育的范围。它培养和动员了一批工农群众投身革命斗争,提高了平校学生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成为传播真理、唤起民众的革命运动。许多学生出身的党团员和新学生社员积极投身平教运动,锻炼了工作能力,积累了开展群众运动的经验,成长为更加坚定成熟的革命战士。

    针对广州大、中学中存在着顽固腐朽的旧势力,团广州地委领导学生开展了要求革新校政的学潮。1924年初,省立一中的共产党员陈伯忠发动了要求罢免该校反动校长王某的斗争。广东公医医科大学的学生开展了择师运动,迫使校方辞退了一名不学无术的教师邓某。同年底,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学生会主席周文雍抗议校长萧某将学生编入陆军团,进行法西斯教育。萧某将周文雍开除出校,但该校学生继续斗争,向社会各界发出宣言,揭露萧某面目,要求恢复周文雍的学籍。同时,广东大学、法科等校亦发生学潮。这些学潮对团结教育广大青年学生,,建立左派学生组织,打击封建守旧势力,起了一定的作用。

    团广州地委为宣传国民革命,唤起青年的政治热情和思想觉悟,指导团员和新学生社社员开展活动,曾创办了《新学生》半月刊、《平民周刊》等刊物。

    四、  妇女运动

    1924年1月国共合作形成后,广州的妇女运动走上崭新阶段。广州党组织团结国民党左派,以一批优秀的妇女党团员为骨干,通过国民党中央、省党部的妇女部来领导妇女投身国民革命。国民党左派何香凝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部长、省党部妇女部长。共产党员蔡畅、高恬波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干事。向警予也来到广州从事妇女运动工作。谭竹山、马少芳、张婉华、冯明光、何怡之等党团员担任了各级妇女部的秘书、干事。中共广州地委领导人对妇女工作十分重视,指示从事妇运工作的共产党员高恬波、夏松云、谭竹山于1924年秋成立了妇女支部,由夏松云任支部书记。在党的领导下,广州妇女参加国民革命运动,掀起各种形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争取实现国民党一大宣言提出的“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的目标。

    1924年3月8日,广州各界妇女在第一公园召开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参加大会的有1000多人。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主持大会并作了演说。她讲述了“三八”节的来历和意义,号召妇女起来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妇女自身的解放。大会提出了男女平等、保护童工、孕妇、制订废除童养媳的法律,禁止畜婢、纳妾,取缔娼妓等要求。会后,妇女们举行示威游行,沿途演讲和散发传单,轰动了广州全城。这次纪念大会是中国首次“三八”节纪念活动,对唤醒妇女的觉悟,争取妇女的权益,起了一定作用。

    在党的领导下,广州妇女意识到组织进步团体的重要性。 1924年夏,市电话局电话女司机(即女接线员)谭竹山为维护女工的利益,发动女司机成立广州电话女司机联合会。市电话局局长陆某不仅反对,并开除组织工会的积极分子谭竹山、马少芳。刘尔崧、冯菊坡等人被派去指导这场斗争。他们指责陆某违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提出了要局长向工人道歉、允许组织工会等五项复工条件。同年11月,广州电话局女司机联合会正式成立,会员有100多人,占全体女司机的80%。谭竹山当选为主任,区夏民、马少芳、骆正卿、冯焕欤、黄振华等当选为执委。“女司联”是广州工运的一支有生力量,于1925年5月加入广州工人代表会,成为该会第一个女工会。另外,在1924年7月的沙面洋务罢工中,在lo月的广州市郊农民力争参加市长选举权的运动中,均有大量女工人、女农民参加了斗争。1924年12月,为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促进国民会议运动,高恬波、谭竹山、张婉华、沈学修等党团员筹备组织“广东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1925年1月,该会正式成立,有29个妇女团体参加,人数约3000人。广东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于1月8日致电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天津女界联合会等团体,表示拥护召开全国女界代表大会,组织全国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并派代表到北京参加促进国民会议的活动。

    1925年2月,中共“四大”在《对于妇女运动之决议案》中提出:“本党妇女运动应以工农妇女为骨干,在妇女运动中切实代表工农妇女的利益。”中共广东区委考虑到:“有党派关系的妇女团体容易使一般妇女怀疑畏惧,不敢接近”,故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妇女团体“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团结各阶层妇女参加革命斗争。同年3月8日,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成员有夏松云、马少芳、冯明光、张婉华、谭竹山、何怡之等党、团员和新学生社社员。筹备会拟定了具有反帝反封建内容的纲领、章程和宣言,提出了妇协的奋斗目标和任务。5月10日,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成立。第一、二届执行委员会主任夏松云;第三、四届主任区梦觉。曾任执行委员的有蔡畅、谭竹山、陈铁军、张婉华、马少芳、罗毓文、何怡文、冯明光、沈学修、王一知、高慧根、宋志杰、廖奋牺、陈三华等。该会的成立宣言提出:“我们妇女要求解放,并不是平空地可以达得到的,必要先将我们组织起来,严密我们的阵线,对压迫者下总攻击。”⑧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的会址设在广州越秀南路关帝庙内(现越秀南路小学),在各县设分会,广州设支部。至妇协成立一周年时,会员有2000多人。其中广州有1000多人,18个支部。妇协在向广大妇女宣传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的理论,深入到工农群众中组织工会、农会,争取男女平等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国共首次合作的革命形势的推动下,中共广州党、团组织领导工、农、学生、妇女积极参加国民革命和各项政治活动。建立了广州工人代表会、市郊农民协会、新学生社、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等团体,形成了一支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力量,改变了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以来工农运动的消沉状态,为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风暴准备了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国共两党合作的各项政策和措施,为广州革命群众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而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涨,亦有力促进了国民革命的深入和发展。

 

①《向导》周报第112期,1925年4月。

②《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4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

③《广东学生运动史料选编》  (1923--1927)第10页,广州青年运动研究委员会,广东省档案馆1986年编印。

④ 阮啸仙:《一年来之团粤区》,《阮啸仙文集》第12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

⑤ 阮啸仙:《一年来之团粤区》,《阮啸仙文集》第12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

⑥《广东学生运动史料选编》  (1923年—1927年)第25页,广州青年运动研究委员会,广东省档案馆1986年编印。

⑦《广东学生运动史料选编》  (1923年—1927年)第24页,广州青年运动研究委员会,广东省档案馆1986年编印。

⑧《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宣言》,载《广东妇女运动史料》第167页,广东省档案馆、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编纂委员会1983年2月编印。